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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性启蒙的终结(转载)
日期:2021-11-08 14:44:27    大小:【】【】【

前言:

李泽厚,著名美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巴黎国际哲学院院士;世界华语诗歌联盟高级学术顾问。

李泽厚博士是我会创会主席李黎的老师与挚友,他不仅对李黎主席本人的学术研究与文化活动给予积极肯定与支持,而且对世界华语诗歌联盟以及我盟创作出品的大型诗歌音乐舞蹈史诗“诗韵中华”给予了高度评价。

如下这篇怀念文章是李泽厚博士生前同事与好友郑湧先生写的,专此与大家分享。我们还将陆续发表一些悼念与怀念李泽厚博士的文章。

——悼念李泽厚先生

 

  湧

 

问:听到李泽厚先生去世的消息,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

 

:是遗憾!这么有思想的人,突然走了,而且说走就走!人的生命是脆弱的,思想也是脆弱的。

    遗憾,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李先生没有死在自己的国土上当然,这是李先生自己的选择,我们都应该尊重他自己的选择。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总觉得有点遗憾。至少,埋葬在自己的国土上,就没有那么的孤独,那些热爱李先生的学生、朋友们想祭拜他也方便多了。他孤独一生,“一辈子都在孤独中度过”,死在异国他乡就孤独!

 

问:对于李先生的不幸逝世,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总觉得有很多话要讲,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这几天一直在看别人的纪念文章,包括你转发给我的那些,找到就看。其中,有一些写的是很不错的,例如《人生九十,至今未悟:李泽厚的最后一刻》中与马群林对话、《李泽厚居在落基山的日子》等等。从李先生的日常起居谈起,轻松自如,兴之所至,以至无话不谈,那样地敞开心胸,自然而然;不像那些所写的书,那么的“理论”。

 

问:你不妨多......

 

李泽厚领导美学讨论的重大理论成果

:比如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的美学讨论,那是我在李先生的领导下亲身参加了的。我是19784份调入哲学所的,不久就被编入了齐一、李泽厚领导的新成立的美学组。我们一起工作了56年。

这场美学讨论,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工作重心由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也不再强调学术研究为政治服务了,人们思想解放的尺度也一下子大了许多。

对于过去那种教科书式的马列主义理论,也敢于批评了;人们批评了那种从苏联引进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那种把历史唯物主义看作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中应用的说法而把历史唯物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基础。

这一研究成果的发表,首先是在美学领域里1982年,要早于马列主义专业研究部门他们是1985年。这是当年李泽厚领导美学讨论的一个重大理论成果。研究马克思主义,也不再重于《共产党宣言》了,不仅仅研究《资本论》,而且突出地研究了1844年的《经济学哲学手稿》。

当然,当年思想解放,重要的是人们的思想解放了,而不仅仅是有了这些具体的成果。

 

不能做“帝王师”

问:李泽厚说:从古到今,总有好些学人想着“应帝王”,想做帝王师。在这方面,他还批评了他的老师冯友兰。你怎么看?

 

:他说的很对,这样一种的“学优则仕的作宰相心态”是“孔老夫子的传统”这种传统影响了中国读书人两三千年,而且其影响至今还在

2009718日发表于《文汇报》《笔会》的文章里,我提到了冯友兰老先生推崇的“老清华原则”,主张在校的大学生当头,认为:成了,你就是学术界的头;败了,就什么也不是。这是在说:当不当头,决定了一个人一生的成败。

其实,做学问与做官僚是两种路径,正如李先生所说,需要不同的本领。李先生说,改变世界的理论和引领实践这一改变,完全可以由不同的人来承担。等等。他还说,在这个方面,也肯定会有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

 

问:你能例举一些“不同的看法和意见”吗?

 

答:可以呀!你比如从中国的政治史来看,实际上,读书人是做不了“帝王师”的。“刘项原来不读书”,开国皇帝,有许多是不读书的,也不喜欢读书人;甚至把读书人当作他们的奴仆,而不是老师。孔子本人,当年也不受各国诸侯待见,以至“累累如丧家之狗”。

读书人常常因此而斯文扫地。读书人以“士可杀不可辱”来维护自己尊严的底线,可在“文化大革命”中,现实却成为“士既可杀又可辱”!

而有一些读书人是当不得“官”的,他们一旦得势,坏起来要比普通的官僚有过之而无不及。即便是在学府里,芝麻大的“官儿”要是耍起威风来,也能搞得漫天风雨,鸡犬不宁。

 

西体中用

问:你怎么看李泽厚先生的“西体中用”?

 

答:我们先来看看李先生关于“西体中用”的一段文字:他说:“中国和西方相比,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仍然需要理性启蒙。在这个基础之上跟传统结合,返回古典,这才可能开创新的东西,将来对全世界做出贡献。这是我一直讲的‘西体中用’。”

到目前为止,中国和西方仍有差距,李先生说的是事实。中国仍需要向西方学习,这也很重要。不过,在这方面,我想就涉及到的2个问题,作进一步的讨论:一是何为“西体”?二是如何“中用”?

 

问:好,先讨论哪一个?

 

答:就第一个吧!何为“西体”?其实呢,“西体”本身是在一直发展变化着的。这是我从德国回来后在《读书》杂志1992年第3期发表的《哲学也许并不像我们所说》中突出强调的。1986年,我刚到德国,德国的同行们就告诉我,德国哲学早已不是康德、黑格尔的时代,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也早已过时,连现象学、存在主义、解释学也不再时新,德国的哲学界正处于“理论疲软”期。在这样一种背景之下,还拿“理性启蒙”、康德哲学来说事,已不合时宜。

 

问:我听明白了,你是说:“西体”已不是“理性启蒙”、康德哲学了。

 

答:对!

 

问:那接着讲你的第二个问题?

 

答: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返回古典、跟中国什么样的“传统”结合?李先生的意见是:“回归原典儒学”。

回归儒学,是必须的。然而,什么是“原典儒学”?这是需要商榷的。李先生说孔子思想是“实用理性”,这是一种康德式的“理性主义”的扩张。我总觉得西方哲学突出强调的“理性”,是受到了自然科学的影响;包括康德的强调“理性”,是受到了哥白尼天文学的影响。而把前科学的孔子思想,讲成是一种“理性”,就值得商榷。

从《论语》来看,孔子是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习俗出发,看见什么就说什么,是什么就说什么,他认为对就是对、错就是错。这些日常生活事件、习俗就含有伦理道德,例如“孝弟”。这些都很具体,很实际,看得见摸得着;是“习惯”,是“常识”,是“传统”,而不是“理性”。孔子到处讲,可就是没人信;甚至,有的时候连他的弟子也不信。搞得孔子一生“累累若丧家之狗”。这才是真正的“孤独”。

当然,回归儒学,又会出现一些问题,比方说前面我们已经涉及过的,“原典儒学”突出强调了读书人做“帝王师”。这个,你回归吗?要是回归了,大家都去当“帝王师”,那世界上又要出多少个“帝王”?又要陷于多少次的“成王败寇”?世界就不可能走出“丛林时代”。更何况,在现在的世界上,想当“帝王”、“帝王师”的,大有人在。

在我看来,回归儒学,也是不够的。之所以说不够,因为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是多元的,不仅仅有儒学,至少还有道学、佛学。

这就需要突破儒学。突破儒学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以佛学与儒学互补,弱化儒学的“帝王师”意识。诚然,这仍然不是足够的,但重要的是突破了儒学的局限。

 

 

宗教问题

问:李泽厚说,他“从来都不信神”。

 

答:这也表明了他对于宗教、信仰的一种排斥态度。其实,宗教对于西方哲学、西方世界的重大影响是人所周知的。强调“西体”,是不应排除宗教的。

即便就康德本人而言,他并不排斥宗教,还给宗教保留了地盘;并且,他还写了一本《纯粹理性限度内的宗教》,于1793年出版。这就表明,康德的有限理性,并不排斥宗教。

更有甚者,有人认为,康德哲学的基本构架不是人们常说的三大批判,而是形而上学、伦理学、宗教哲学三大版块:我能够认识什么?由形而上学来回答。我应该做什么?由伦理学来回答。我能够希望什么?则由宗教哲学来回答。

 

问:对于西方哲学,宗教的版块确实是不容缺少的。那么,中国的传统呢?

 

答: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也是多元的,而且也不排斥宗教。例如唐朝确立的儒、释、道三足鼎立的构架,三足中有两足是宗教的。东西方思想文化,都是多元的;人类未来的思想文化,也一定是多元的。何况,只要人类的理性是有限的,宗教就必然存在。

 

理性启蒙的终结

问:我们谈的已经不少了,能否给李泽厚先生的思想做一个简单的概括?

 

答:如果一定要有一个概括的话,李先生提倡的是一种康德式的理性启蒙,而启蒙就是唤醒理性。

    李泽厚先生的逝世,可以说是那种康德式理性启蒙的终结;而终结,常常又是一个新的起点。

李泽厚先生虽然去世了,他的文章还在,他提的问题还在。人们还在讨论他,无论是赞成还是反对,都是对他提出的问题依然在关注、重视。我们缅怀、记念李泽厚先生的一个好办法,就是对他曾经提出的问题,作建设性的进一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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